徐州资深刑事律师

      访谈对象：陈光中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，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 陈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 访谈动机： 10月26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《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》，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确定了50项措施，启动人民法院新一轮的全面改革。其中，“死刑核准权将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”，引起社会关注。 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院之举是法律的复位，为什么也有人认为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一环？死刑复核制度如何设计，才能更好地降低死刑案件中的冤假错案几率？是否一切死刑复核案件，都需要经过听审程序？死刑复核程序收归最高院之后，还需要哪些制度跟进，才能更好地保证案件判决的公正性？ 而回顾历史，中国司法改革走过了怎样的历程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，如何在司法改革中，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？ 统一司法考试制度，还需要做哪些方面的改进？司法改革如何与时俱进，才能克服“司法权力地方化、审判活动行政化、法官职业大众化”三大顽症？ 针对这些问题而进行的思索，或许能对“法治中国”的建设有所裨益。 收回死刑复核权：法律的复位与回归 新京报：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终于将实现了，对此应做如何评价？ 陈光中：一句话：双手赞成。从学界来说，包括我本人在内，很多学者长期呼吁将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院，这是因为刑法和刑诉法上世纪90年代中期修改前后，都一直规定死刑复核权归最高人民法院，而法院组织法在上世纪80年代修改后下放了死刑复核权；所以按照新法律办事，最高院就应收回死刑复核权，这是符合法治精神的。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，有利于公正适用死刑。在量刑的掌握上，过去各地宽严不一。收回死刑复核权以后，最高法院可以更严格地把好证据关、事实关、法律关。 新京报：死刑复核是法律复位问题，但为什么也有人认为，它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一环？ 陈卫东：死刑复核权的收回，严格说来并不涉及体制上、制度上的变革问题。早在1979年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，都明确规定了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。在1996年和1997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时，也重申了这样一个规定。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死刑复核权，使得法律的规定长期没有落实到位；现在将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，实际上是法律规定的复位和回归，是落实法律的精神。从这个角度上讲，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院不是一种变革。   但也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。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诞生以来，最高人民法院从来没有对所有的死刑案件进行过复核。死刑涉及对公民生命权的剥夺，本届最高人民法院能把复核权收回来，使死刑复核更加规范，死刑案件的质量得到进一步保障，控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，从这一点上说，此举不亚于任何一点改革的意义，将其作为司法改革的内容也未尝不可。 新京报：此外，还有哪些方面急需法律复位？ 陈卫东：从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况看，死刑复核权收回以后，在刑事诉讼领域基本实现了法律归位。但在其他领域，比如说检察权是不是一种司法权？批准逮捕权应由检察机关行使还是由审判机关行使？检察机关该不该负有法律监督职能？这就是另外的问题了。 通过制度建设力避冤假错案 新京报：死刑复核权复位后，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几率？ 陈光中：要求任何事情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。只要办案就不可能完全避免错案。但可以预测的是，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，死刑案件的冤假错案可能会有明显减少，至少可以肯定会减少冤假错案的比例。过去是上诉和死刑复核合而为一，现在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，实际上在原有程序上多把一道关，程序上更加公正，也必然带来实体结果上的更加公正；而且由于复核权的上收，一审二审法院对死刑案件也会办得更慎重。至于说能在多大几率上减少死刑案件中的冤假错案，我不是算命先生，算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，但估计减少20％－30％是可能的。 新京报：过去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，该怎样通过新的制度建设克服？ 陈光中：死刑复核程序无疑属于审判程序。我国刑诉法就是这样规定的。法院就是一个审判机构，法院对案件的处理活动，本质上都是审判活动，包括死刑复核。死刑复核本来是审判活动，但从形式上来说，过去的死刑复核在程序上有些行政化，成为法院内部行政化的审批活动。这就不太符合审判的形式特征的要求。 另一个明显的问题是，在死刑复核过程中，辩护人无权介入，这必须加以改变，法官一定要听取辩护人的意见。一般情况下，如果公诉人没什么意见就算了，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听取，但辩护人这方必须要加强保障力度。如果遇到关键事实发生严重分歧，我主张应该到被告人关押地审判。要真正审查事实，就要让被告人、辩护人、公诉人都到庭。死刑复核程序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公开审理，但如果被告人要求证人、鉴定人进行对质，证人、鉴定人还是应该当庭对质。这是被告人在审判程序中的权利，他有权利对不利于自己的证人、鉴定人进行询问。   新京报：死刑复核程序的变化之一，是可能实行听证程序，它对保证死刑复核的公正性有哪些作用？ 陈光中：听证一般用于行政诉讼或行政行为过程中，比如说是否在北京市禁放鞭炮，水费、供暖费是不是调整等。所以，我考虑用听审来表述死刑复核过程中的这一环节，或许更加合适。 新京报：是不是一切死刑复核案件都要听审？ 陈光中：案件在适用法律上的分歧用不着搞听审，一般事实上的小的分歧也用不着搞听审，如果是在关键事实上有分歧就应当听审。 比如说涉及被告人是否实施了杀人、抢劫之类犯罪行为的关键事实上。 坚持程序正义“准”字当头 新京报：死刑复核只是保证死刑案件公正的一个程序性规定，要真正实现判决的公正，还需要哪些方面的跟进呢？ 陈光中：首先还是要坚持程序正义，健全程序。辩护人要参加死刑复核程序，关键事实不清楚的话要听审，甚至要传唤证人、鉴定人，类似这些都属于程序上的健全。程序上的真正健全，将在更大程度上保证结果的公正。 第二，一定要严格证明标准，“准”字当头，万无一失，办成铁案。刑事诉讼法要求有罪判决的证明要达到“案件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”，这要正确理解和运用。 任何案件要搞清全部事实情节是不可能的；但应当通过收集证据，搞清楚定罪和量刑的基本事实情节，特别是主要犯罪事实（关键事实）必要证明到确定无疑，即达到惟一性、排除其他可能性。如果在犯罪主体的认定上“接近其实”、“达到95％的概然性”就判死刑或者死缓，就有可能错杀。 第三，归根结底是人的素质、法官的素质。要有一支死刑复核的高素质法官队伍，这支队伍不仅有业务水平，还要廉洁、有真正的责任感。事在人为，制度再好，也要有人去执行；否则制度也是白纸一张。 新京报：死刑复核权在地方时，如果出现冤案，当事人还有信心申诉；现在收归最高院，一旦当事人对复核结果仍然持异议，又该怎么办？ 陈光中：仍然可以通过申诉渠道进行。当事人仍然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，也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诉。同时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发挥法律监督作用。不能说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绝对有利，但肯定利大于弊。   司法改革要走的路还很长 新京报：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院，是中国司法变迁的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符号。那么，如何评价中国司法改革在近些年走过的路？ 陈卫东：我国的司法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，由最初的审判公开、检务公开这样一些基本的制度方面的问题开始，这种改革主要表现为司法机关对自身业务的改革。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，首次提出要进行司法改革，从制度上确保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、检察权。 十六大正式提出了司法改革的总体目标，勾画了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国家司法改革的基本走势。“一五规划”和“二五规划”实际上就是在十五大报告到十六大报告发展的过程中，所进行方案设计的具体体现。从现在来看，司法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具体实施的阶段。 司法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，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、从口号到具体行动，这是一个进步的发展过程；同时又不能不看到，目前所进行的司法改革，包括司法改革方案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出台的一些具体方案，多是一些工作机制、工作方法、机构内部调整等方面的内容，还没有涉及最关键的问题。所以，司法改革要走的路还很长。 新京报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总结了司法中的三大顽症：司法权力地方化、审判活动行政化、法官职业大众化。今后的司法改革该如何克服它们？ 陈卫东：最关键的一点，就是从人事权和财政权入手，这是克服三大顽症的突破口。人员方面现在有司法考试，这可以起到很大作用；至于行政化和地方化的问题，如果法官经费保障不受制于地方财政而是中央财政，如果法官不是由地方而是由中央直接任命，法院就没有后顾之忧，法官也不必在乎升迁和福利待遇。这些问题完全可以从技术层面操作。比如说中级法院的经费可以由省财政直拨，高级法院可以由中央财政支持。 和谐社会理论明确司法改革的着陆点 新京报：近些年来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越来越引人关注。未来的司法考试会面临怎样的发展趋势？ 陈卫东：我参与司法考试和以前的律师资格考试已十几年了。如果司法考试一直沿着现在这条路走，是会出问题的。现在的司法考试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